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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出处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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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出处及其含义


在国际战略东移、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等因素作用下,“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概念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的学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在“印太”语境下,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被人为淡化,海洋活动受到格外关注,部分国家积极筹划针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和小多边机制。但受各自利益驱动,有关国家在“印太”框架下联手制衡中国尚未取得一致立场。

近年来,“印太”(Indo-Pacific[1] 作为一个地缘概念频频出现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家学者、官员的言论甚至官方政策文件中。“印太”概念的兴起反映了亚洲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反映了部分国家的应对战略和思路。中国在“印太”概念语境下处于被平衡、防范的位置,需予以高度警惕。

一、“印太”概念的起源与内涵

“印太”作为海洋生物地理概念早已存在,涵盖的地域相当广泛。[2] 维基百科认为,“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始于印度学者格普利特•库拉纳(Gurpreet S.Khurana)2007年在《战略分析》杂志发表的《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3]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夫(Karl Ernst Haushofer)就已提出了“印太地区/空间”的概念。[4] 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学界在有关地区安全的学术研讨中已开始使用“印太”一词。[5] 本世纪初,澳大利亚学者在演讲中曾尝试对“印太”进行地缘界定。[6] 部分澳大利亚外交官员在2005年前后的内部讨论中也使用这一概念。 因此,维基百科的说法并不确切,库拉纳只是较早在学术论文中正式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7]

尽管“印太”作为地缘概念存在已有时日,但真正被广泛使用却是近几年的事情。自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米歇尔•卫斯理(Michael Wesley),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传统基金会瓦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印度学者夏亚姆•萨兰(Shyam Saran)、拉贾•莫汉(C. Raja Mohan)等学者频繁在文章、研究报告、专著及博客中使用这一概念。201111月,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表题为《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的研究报告,建议美澳印建立三边对话,推动在印太地区建立有助于经济政治稳定、安全、自由开放贸易及民主治理的秩序。[8] 该报告的出炉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印太”概念已被三国学界普遍认可。

与此同时,“印太”概念多次出现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官员讲话甚至政策文件中。2010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火奴鲁鲁讲话中说:“我们正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因为我们理解印太盆地对全球贸易和商业的重要性。” [9]一年后,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写道,“我们正将与澳大利亚的联盟关系从太平洋伙伴扩展为印太伙伴。” [10]201212月,印度总理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讲话中称,“一个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太地区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 [11]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在本世纪,亚太和印度洋周边,一些人现在称之为印太,将成为世界战略的重心。”[12] 澳大利亚201210月发表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20131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5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均多次提到“印太”这一概念。20135月,印度尼西亚外长马蒂•纳塔莱瓦加(Marty Natalegawa)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印度尼西亚对印太的看法”主旨演讲,认为地区国家应承诺建立信任、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共同安全观,为达成印太友好与合作条约而努力。[13]

有国内学者认为“印太”是“美国学者生造出的词”[14] ,根据上述事实,这并不准确。印度学者指出,“澳大利亚首先确切阐述了‘印太’的构想;美国首先支持它,日本紧随其后。”[15] 澳大利亚虽不是“印太”一词的发明者,但却是“印太”概念最积极的阐释者和倡导者。国防部长史密斯(曾任外长)、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彼得•瓦吉斯(Peter Varghese,曾任驻印度高专)、前国防部秘书长里克•史密斯(Ric Smith),以及前述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梅德卡夫和卫斯理等均在“印太”概念的阐释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地缘学概念,“印太”兼具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特性。作为地缘经济概念,“印太”所强调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印经济崛起及其带来的海上贸易,由此使印度洋、太平洋海上通道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印太有世界近半人口,囊括充满活力的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资源丰富、时而动荡的中东和非洲,还包含了世界上几个全球商贸咽喉要道。[16] 这些因素是“印太” 地缘经济的特征和重要性所在。《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指出,南亚、东北亚、东南亚经济互动的增强及从中东到亚洲的能源供应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正在推动“印太”概念的进一步发展。[17] 经济因素是“印太”概念兴起的基础,也是该概念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受到重视的关键。

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印太”主要指扩大的亚太。传统上,亚太主要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不包括南亚、中亚和西亚。“印太”将“亚太”所不具备的两个主题,即印度洋(至少是东印度洋)和印度(通常也包括孟加拉、马尔代夫等国)包含进来。目前,除了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的战略界在其关于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的分析和论述中均逐渐改用‘印太’一词。[18] 众所周知,“地缘政治学是对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关系具有影响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的学科”,[19] 地缘政治内涵是“印太”作为地缘概念存在的意义所在,学者和政治家创造和使用这一词汇就是因为其提供了地缘政治的视角和框架。

作为地缘战略概念,“印太”代表着一个战略体系,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视为一个战略弧”。[20] 传统观念中,“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世界,但新的发展开始激发一种更为整体的视角”, 太平洋与印度洋被看作单一的战略整体,而不是两个分开的区域。[21] 梅德卡夫认为,“印太”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亚洲海上战略体系,囊括太平洋和印度洋,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国和印度日益扩大的地缘利益、两国影响力波及的范围所及以及美国在两大洋的战略作用及存在所确定;其核心区域包括南中国海、海上东南亚、孟加拉湾。[22] 澳大利亚学者普遍认为,“印太”是一个比“亚太”更有用的战略框架:它将印度纳入其中,并将印度洋、太平洋及两大洋间的海上走廊包含在一个无缝的运作区域。[23] 战略考虑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内涵的归宿,“印太”概念只有进入到战略筹划层面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说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内涵是对“印太”概念的一种描述,地缘战略内涵则反映了相关国家的一种设计,同时使其存在诸多主观性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政治日趋经济化,地缘战略无非是对这种形势变化的一种因应。因此,“印太”虽兼具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内涵,但彼此是密不可分的。2012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24] 希拉里认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亚太已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者。这一区域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日益被航运和战略连接起来。”[25] 可见,美国决策层在谈论“印太”概念时,基本上将经济、政治(安全)和战略一并考虑。 “印太”概念三种内涵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这个概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当割裂地强调其某一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缘学词汇,“印太”已不同于纯粹地理学概念,没有准确的地理界定,各方对“印太”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印度学者库拉纳看来,“印太”包括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空间,其沿岸地区是亚洲国家(包括西亚/中东)和东非。[26][27] 美国学者奥斯林则认为,“印太”是指从西伯利亚东部边缘向南的巨大弧形地带,包括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南亚及大洋洲、东南亚的陆地和海上区域。[28] 澳大利亚学者詹姆斯•弗格森(R.James Ferguson)认为,“印太”是亚太加上南亚及印度洋这一更广泛的区域。[29] 而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戴维•赫尔利(David Hurley)则认为从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属于“印太”区域。[30] 在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瓦加眼里,“印太”是北起日本、东南至澳大利亚、西南到印度,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三角区域。[31] “印太”概念在地域范围上的认知差异反映了相关国家在该区域的利益关切、战略诉求、行动能力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划定印太范围完全是一种主观决定的事”。

二、“印太”概念兴起的原因

“印太”概念的兴起虽不乏少数学者和政客的炒作,但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和地区战略格局变化及部分国家的政策选择。政策与概念相互作用,概念促进政策设计规划,而政策宣示则推动概念被广泛使用和认同。

(一)国际战略重心东移。近代以来,大西洋两岸的西方是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重心,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发展。冷战结束、新兴大国崛起使传统的大西洋战略重心地位下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此后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使全球力量格局呈东升西降态势,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崛起使国际战略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2年,亚洲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超过30%[32] 中国、日本、印度三大主要经济体、全球10大港口中的9个均在亚洲。目前,印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全球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仅2012年,印太地区的双向贸易超过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印太也是世界军事力量最集中的地区,这里有世界10大军事力量中的7个(中国、印度、朝鲜、俄罗斯、韩国、越南、美国),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海军(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以及5个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朝鲜、美国)。[33] 印度前海军参谋长梅赫塔(Sureesh Mehta)指出,战略重心东移使我们有必要关注更广阔的印太地区,寻找该地区安全领域的当务之急(security imperative)。[34] 欧洲学者认为,在21世纪,印太地区对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增加,甚至可能超过20世纪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随着‘亚洲地中海’(从南海到孟加拉湾)成为所有国家的最重要区域,印太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35]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也认为,“印太地区是世界新的经济重心,这里的力量平衡也在随之演变……印太地区目前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支点。”[36] 可见,印太地区重要性的上升推动国际战略重心的东移,后者促使“印太”概念被重新发现和广泛使用,并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含义。

(二)印度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上升。长期以来,印度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南亚次大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印度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中的重要一员,影响也迅速超出南亚。

经济上,印度在过去10年中保持近9%的年增长速度;GDP在过去的20年增长了9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印度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尽管2012年印度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但其发展前景仍被普遍看好。世界银行认为,虽然面临城乡差距、资源制约、科技投资需求巨大等问题,但印度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人口红利优势将继续发挥作用,从长期来看,印度的经济实力有望稳步上升,并会在本世纪末超过中国。[37] 渣打银行预测,到2030年,印度GDP将达到30万亿美元。[38]

在外交上,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向东看”政策,逐步加强与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济政治关系。经过多年努力,印度已成为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正式成员,也是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中的一员。不少美国学者建议支持印度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出于拓展与印度的经济关系、平衡中国崛起影响的考虑,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竞相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在军事上,“随着印度与东亚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分量加重,新德里‘向东看’政策已具有明显的海军维度”。[39] 199810月,印度海军派出了以新型的“德里”号导弹驱逐舰为旗舰的特混舰队,由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访问了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并于11月首次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98国际海军展”。此后,印度海军与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沿岸国家以及美国频繁进行军舰互访、人员交流、军事演习等活动。作为加强在印太力量投送的措施之一,新德里决定加强在维沙卡帕特南港的东部舰队和在安达曼与尼科巴群岛的三军指挥司令部。印度学者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美国有朝一日将向印度寻求安全支持。[40] 事实上,美国人已经开始将印度视为印度洋上纯粹的安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41]

传统的“亚太”概念并不包括印度,印度也不认为自己是亚太的一部分。对大多数人来说,亚太区域在心理上从未扩展到南亚。但随着印度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向东看”政策的实施,印度已逐渐被接纳为“亚太”国家。印度驻美国大使尼鲁帕马•拉奥(Nirupama Rao)说,我们很高兴亚太心理地图发生的变化,其重心西移将印度囊括其中。[42]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印太”强调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这一地理走廊和印度日益上升的重要性。[43] “印太”概念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突出印度在亚洲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包含经济、安全和战略维度,后者与中国密切相关。

(三)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受亚洲经济崛起驱动,“印度洋正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最繁忙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宗商品和约三分之二海运石油经过印度洋”。[44] “随着南亚和东亚经济活动的迅速增加,印太海上通道正成为21世纪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水道——正如古时地中海和20世纪的大西洋一样。”[45] 印度洋上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进入新世纪以来,亚丁湾、马六甲海域海盗活动猖獗;伊朗核危机使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突显。鉴于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和航行自由易受干扰的事实,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挺近印度洋。2009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在《外交事务》发表的《21世纪的中心舞台:印度洋的大国博弈》一文中指出,印度洋把伊斯兰中心区、全球能源政治以及印度和中国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一个多层次和多极并存的世界,“一份印度洋地图就能勾勒出21世纪大国政治的轮廓”。[46] 2010年,卡普兰出版了名为《季风:印度洋与美国强权的未来》的专著,继续强调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上述著述引发了各国战略界对印度洋的持续关注。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活动的增多引起印度、美国的格外关注。随着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处于第一岛链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均在中国的导弹打击范围之内,印度洋逐渐被视为对中国实施海上远程封锁的理想场所。[47] 其实,在美国的军事部署中,太平洋司令部的辖区本身就包含了一大部分印度洋。美国海军部2007年发表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中,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被视为美海上霸权的中心区域,提出“允许美军无困难地进出两洋应成为国际海上合作的中心议题”。[48] “印太”概念的兴起一方面赋予印度洋与太平洋同样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将二者视为一个战略整体。

(四)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助推。“印太”概念的兴起与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是一种巧合。随着亚洲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小布什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视野开始涉及中亚和南亚。奥巴马政府在思考其亚太战略时,明确将南亚次大陆包括进来。在这一战略视野影响下,美国积极鼓励、支持印度参与东亚事务,并把其在西太平洋尤其是东南亚的军事部署与印度洋的安全形势联系起来。美国国务院东亚局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云(Joseph Yun)称,“美国以一种连贯整体的方式看待印度洋和东亚地区”,“我们的行动基于对新的印太世界正在成为现实这一认识”。[49] 美国学者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覆盖了东亚和南亚的印太地区有潜力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其和平崛起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50]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其“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东南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点的南中国海成为美国挑动调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中国矛盾的“抓手”。在第二任期,奥巴马有可能将“再平衡”战略重点前移南亚,完善其“印太”战略布局。自2012年底以来,美国务院多名高官频频提到建设“印太经济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构想,旨在通过建立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至东南亚互联互通网络、推进相关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来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在拓展南亚的同时,夯实在东南亚的战略布署。

(五)地区国家借机抬升自己,挟美自重。澳大利亚、印度是“印太”概念的最积极鼓吹者。在“印太”战略框架的设计中,澳印一方面强调自己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抬高身价,另一方面希望将美国拴在印太地区,获得安全保证。“印太”概念使澳印两国居于假想的战略中心的重要位置,而这在现存的战略结构(如亚太)中是不具备的。澳印将自身安全需求包装为其自身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在美国面临财政压力却承诺扩大地区安全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将美国绑定在该地区。[51] 从地缘上看,澳大利亚位于东亚的最南端,但接近印太的中心,且是整个印太地区的主要资源和能源出口国,也是印太潜在的主要力量。[52] 因此,一心要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的澳大利亚在推广“印太”概念上不遗余力。印度素来以印度洋的主人自居,乐见“印太”概念将其纳入扩大的地缘框架之中。有印度学者认为,根据“印太”一词,印度将其在该地区追求的国家利益正当化,并据此制定相应政策。[53] 前印度外交部常秘夏亚姆•萨兰指出,“随着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地位的提高,它不可避免地向这一扩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的中心移动。印太概念正好契合这一变化趋势。”[54] 除上述国家外,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也是“印太”概念的支持者。印尼本身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沿岸国家,在“印太”语境下也成为各方竞相拉拢的合作对象。新加坡位于连接印度洋、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素有东盟“大脑”之称,自然不会错过借“印太”概念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

三、“印太”语境下的中国

“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概念,在反映地区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同时,更体现了部分国家为应对形势变化和强化自身地位的战略构想。这些战略构想的实施将可能推动地区国家关系的调整,进而影响地区力量格局的重构。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印太”概念的兴起及有关战略构想的实施对各国的影响也不同。根据目前一些国家学者或政府的政策设计,其针对中国的一面较为明显。

(一)淡化中国在亚太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这种经济上的影响力已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日益举足轻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在亚洲,许多国家早已被美国纳入同盟或准同盟体系。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积极拉拢、扶植印度,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为此,在印度尚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美国率先与印度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事实上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地位。在安全领域,美国对印军售迅速增加,先后出售C-130J运输机、P-8I海上巡逻机和C-17战略运输机;美国与印度进行联合军演的次数也超过美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军演次数。美国在发展与印度双边关系的同时,还积极推动澳、日等盟国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这些战略关系的一个重要潜台词就是相互借重平衡中国。在“印太”语境下,印度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澳大利亚防长史密斯多次强调印度的重要性被低估。2012年美国《战略指南》指出:“美国正为与印度之间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投入,支持印度成为地区经济的中坚并具备作为广阔的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提供者的能力。”[55] 在传统的亚太框架中,中国呈现一家独大的发展趋势,而在美日澳等国的战略设计中,刻意突出和抬升印度的重要作用。因此,“相比在排他色彩的东亚,中国的影响在印太概念下更多地被淡化”。[56] 这是有关国家拉拢印度平衡中国所期望的结果。

(二)高度关注中国海洋维权与远洋活动。近年来,为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海军护航亚丁湾,频繁进出印度洋;为维护周边海域的岛屿主权,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海上侵权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情报收集活动;为适应新军事变革潮流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中国海军加快了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参与了周边国家,特别是印度洋沿岸部分国家的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和部分周边国家故意曲解中国上述正常的举措和活动,炒作中国要从陆权大国走向海权大国,谋求突破“第一岛链”,将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湖”,在印度洋实施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有分析家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海上抱负,对西太平洋的美国和印度洋的印度带来相似的挑战,简言之,中国是美印在印太海上的共同挑战。[57] 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军力的增强,特别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正在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和军事行动能力。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军事活动管理权限的解释,将限制美国海军的行动自由。这些都将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海洋秩序。为此,美国不仅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存在,而且准备将目前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均等的军事部署逐渐调整为60%40%。为加强对两洋的战略存在,美国计划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第一艘已到位);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派驻2500名的海军陆战队;考虑在位于印度洋的澳属科科斯群岛部署海上侦察机和无人机。而澳大利亚的2012年防务态势评估也建议升级科科斯群岛机场设施,以支持P-8海上巡逻机和无人机不受限制的起降。出于牵制中国海权发展的考虑,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岛屿争端中口头上不持立场,但实际上通过军售、军援和联合军演为有关国家撑腰打气。出于维护与美同盟关系及对中国控制海上通道的担忧,日澳积极呼应美国的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一文中称,“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航行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航行密不可分”,“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上民主国家,应在维护两个地区良好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东海和南海争端持续存在的背景下,扩展战略地平线应是日本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58] 梅德卡夫指出,“在理解和管理崛起的中国对印太战略秩序的影响上,澳印存在共同利益已不是秘密”。[59] 印度前海军参谋长梅赫塔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印度洋对印度形成压力的能力日益成为塑造亚洲安全广泛动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60]海上安全合作成为美日、美澳、日印、澳印、美日印磋商合作的最主要议题之一。印度、美国那些“印太”概念的支持者不时强调遏制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影响的必要性,以有效地将中国圈在东亚沿海地区。[61] 澳印试图为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增添安全内涵,使其发挥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框架的作用。部分美、印、澳学者建议升级印度洋海军研讨会或其他新的论坛,以此为平台探讨制定海军舰只及其他海上活动的行为准则及应对违反此类准则的行动计划,实际上意图建立以美印澳为主导的印度洋海上秩序,并计划将相关准则移植到南海问题上。

(三)积极构建针对中国的地区小多边机制。经过多年经营,“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网络化已颇具声势”,[62] 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是其最重要一环。印度学者认为,在中国、伊朗等国家发展更先进的军事能力并执行独特的军事战略背景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存在正面临压力。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的传统联盟,与印度建立新的安全伙伴成为目前美国战略的中心任务——印度变化中的海上指向为美国战略提供了完美的陪衬。[63] “过去几年中国更加坚定而自信态势,触发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太地区快速、不断地建立对抗联盟”,一个联盟是印美澳三角,另一个是印美日三角。[64] 美国学者奥斯林提出在“印太”地区实施“同心三角”(concentric triangle)战略,外三角连接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内三角连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对外三角国家,美国要提升与其军事合作,建立政治对话以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确立印太标准和规范;对内三角国家,美国扮演最终平衡者角色,并协调这些国家间的培训、联合军演及能力提升,鼓励这些国家进一步自由化。“同心三角”战略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在印太地区主要国家间寻求提供一套共同的地区规范、行为和协调机制。[65] 尽管奥斯林强调这不是一种对华遏制战略,但他明确指出这是为了应对中国军力增长带来的威胁。无论美国是否在实施“同心三角”战略,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已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对中国崛起最为警惕、最为不适的国家,围堵中国的意图也最为明显。2007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和繁荣之海带来充满活力的联结,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扩大的亚洲’开始形成”,“日本与印度的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正好可构成这一进程的关键”。[66] 安倍政府曾提出了旨在针对中国的美、日、印、澳“四国集团”(Quadrilateral Group)倡议,后因印、澳担心过分刺激中国而被搁置。但此倡议在相关国家的战略层仍有相当市场,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及美澳、日澳、日印、澳印双边均不同程度强化了战略安全合作。2012年,安倍梅开二度,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在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相持不下之际,抛出了建立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夏威夷组成的“亚太民主菱形”,“来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公域”。[67] 这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意图复活其“四国集团”构想。

四、余论

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印太”目前已被广泛使用,但时常是与“亚太”一词混用。作为一种地缘战略体系,“印太”概念目前仍处于演化之中,付诸实践尚有许多问题。希拉里指出,“如果我们准备应对地区新的挑战,如何将印太之间日益增强的联系变成一个运作概念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68]

实际上,“印太”作为战略体系付诸实践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矛盾所致。美国尽管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者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者,但其对中国崛起的“管理”不是采取冷战时针对苏联的那种全面遏制战略,而是采取一种对冲(hedging)和“软平衡”(soft-balancing)战略,即调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与友邦,形成一种网络,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所制订的规则,尊重根据这些规则而建立的秩序。“所谓‘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是旨在迫使中国接受一种由美国制定规则的全球秩序的综合战略”。[69]

对印度而言,其“想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但又要防止中国控制亚洲的前景出现。与华盛顿结盟,对印度来说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印度担心美国对华政策的不连续性及美国转向亚洲的财政和政治的可持续性。印度明白潜在的中美和解将使其面临暴露的危险,因此它在寻求扩展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时避免不必要地刺激北京。[70] 由于印度外交具有不结盟传统,强调保持自身“战略自主性”,其十分高兴从那些有平衡中国议程的国家中获取战略红利,但不会在任何国家的棋盘中扮演反华棋子的角色。[71] 印度对于中国双边关系的官方立场是两国在地区共存和发展有足够空间。印度不但曾拒绝日本提出的建立“四国集团”构想,而且对把与美澳关系“三边化”也持消极态度。[72] 2011年美澳印三国智库研究报告发表后,时任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反应积极,印方则较为冷淡,明确将与澳的安全合作限定在双边层面,表示对加入地区任何新的多边安全框架都没兴趣,“除非该框架由联合国发起,或者拥有类似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那样更广泛的基础”。[73] 印度学者认为,通过建立印太战略弧平衡或对抗中国,就无法与中国友好相处,也不会得到与中国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的支持,只会使战略环境更加复杂和恶化。因此,符合各方利益的做法是将中国纳入印太战略体系,使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作为“利益攸关方”承担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责任。[74]

与印度相似,鉴于中澳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比中国其他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更不希望其与北京的关系以流泪告终。尽管澳大利亚对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存在一定疑虑,但其总体也是倾向对华采取对冲和软平衡战略,承认“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印太大国的合法的、广泛的利益”,认为将中国排除于地区秩序将是“不可持续的、不公正的和不稳定的”。[76] 20133月,澳大利亚外长鲍伯•卡尔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澳大利亚不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四国集团”设想。[75]

由此可见,“印太”概念的兴起迄今仍更多是反映了一种战略思潮,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仍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重。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对该概念兴起所反映的一种对华制衡、防范心态给予必要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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